文︱陆弃永信证券
据以色列媒体5月25日报道，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推进一项规模空前的地面行动计划：拟在未来两个月内控制加沙地带75%的面积，并将该地区约200万巴勒斯坦平民“集中迁移”至三个划定区域。这项军事+人口双重推进的安排，正在将战争从“消灭哈马斯”转变为以武力重塑一整块区域的政治、空间和人口结构。
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5日对外称，当前战事“并非无止境的战争”，但以色列军方正在“按部就班推进”。换言之，这不是无方向的军事打击，而是精密设计、长期谋划的系统性行动。以色列《国土报》披露，自3月18日新一轮地面行动启动以来，以军已在加沙部署5个师、数万士兵，目前已控制该地约40%的面积。根据作战计划，以军将在占领区彻底拆除哈马斯的军事及行政架构，并预设“长期驻军”机制。
不仅如此，以色列还试图对加沙地区进行实质性的人口重编。根据公开报道永信证券，当前以军计划将200万巴勒斯坦人“集中转移”至三处区域：北部的加沙城、中部的难民营，以及南部的马瓦西。这一所谓“人道安置”背后，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军事压制下的平民再分布，并非协商自愿的迁徙，而是战争逻辑主导下的被迫划区。
这套“控制－迁徙－重构”组合拳的核心不是简单打击哈马斯，而是意图将哈马斯从政治、军事乃至地理层面彻底从加沙抹除。以军不仅要拔除其武装体系，更要拔除其社会基础与人口依托，以形成一种“清场后重塑”的既成格局：人口结构由以色列划线管控，行政秩序由以军预设过滤，安全格局由以方永久掌控。
在历史上，这一套方式早已屡见不鲜。自1948年以来，以色列的治安和领土策略始终强调“预防式控制”与“先发制人性清洗”，其具体表现方式，就是对阿拉伯人口的反复驱赶、封锁与区域隔离。从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封锁，到东耶路撒冷的居住区渗透，再到加沙如今的“集中安置”，这一切都不是“临时措施”，而是延续了70多年的系统战略设计。
今天，以色列将这一战略推进到了更深的层级。区别于以往的定点打击，此轮军事行动的最大变化在于：不仅要消灭敌人，更要改造环境。它不再满足于“剥夺武器”，而是要剥夺一整个民族在加沙的生存边界，从流动自由、居住空间、行政能动永信证券，到集体认同感，统统置于以军划定的三角格之内。
以军此举的政治目标远不止“赢得战争”。事实上，以色列早已多次强调，“军事胜利”并不等于战争终结，真正的目标，是要在军事压制下推动哈马斯“接受谈判条件”。所谓“谈判”，是基于以军已占领、已清空、已划区的既定现实展开，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种带着坦克开进谈判室的逼降机制。
以军的逻辑很明确：用足够的军事占领换取“压倒式政治优势”，并通过平民集中迁徙制造“谈判饥渴症”。当200万人口的生存依赖全部掌握在以方控制区，哈马斯将面临双重压力：一边是军事压制，一边是舆论抛弃。以色列希望构建一种“群众倒逼领导妥协”的内部瓦解局势。
这种策略表面上是战术创新，实质上是对国际人道法和战争伦理的严重违背。根据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，交战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平民迁移，更不得将平民作为军事谈判筹码。以军此举实质上正在挑战国际社会对“非战斗人员豁免权”的底线，其实质不是保护，而是战略驱赶，是将“平民控制”制度化的操作。
与此同时，西方国家的沉默态度更是为这种行为提供了“外交遮羞布”。美国虽表面呼吁“人道关切”，却从未真正限制以军推进节奏。五角大楼持续对以方提供战术支持与后勤情报，欧盟亦未对“迁移计划”表态否定。这种放任，最终反哺的是一整套“控制－分区－胁迫”的战争新范式。
这一范式若在加沙获得成功，极有可能在其他争议地区被效仿复制。例如，在叙北、也门、乌东等多处战乱区域，不乏有交战方希望通过“军事管控+人口划区”模式实现控制目的。一旦此逻辑被视为“可接受手段”，人道主义将不再具备道义制约力，而是沦为军事计划的装饰语。
正如联合国前特使莱克所言：“这不是战争，这是控制，是结构性暴力。”此番加沙战事中的“集中迁移”安排，已经从物理打击演化为地理重构，从打击哈马斯转变为干预人口命运的政治手术。加沙不再只是战场，而正在被推向一个“被军事手术后重新排列”的空间实验场。
在这场战火中，真正被抹去的不只是哈马斯的武装基地，更是200万人自由迁徙的权利，是一整块土地上的民族结构与社会自主空间。而这一切，正发生在被全球“和平共识”默许的缄默中。沉默是一种协同，中立是一种纵容。战争的终点不应是另一种秩序暴力的开始，而应是防止这种重构逻辑扩散为全球治理危机的最后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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